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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自:团结报
□王乙涵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一部很安静的电影。阿嬷叶淑柔弯着腰,在灶台前煮橄榄,四季轮回,灶火明灭,她不声不响。不是没有对白,而是不着急用语言解释任何事情。演员们说着潮汕方言,语调温和,语速迟缓。这种安静,在2026年的电影院里几乎是一种冒犯。
但正是这部没有明星、成本仅千万出头的小制作,在“五一”档首日排片仅1.6%的情况下逆袭破亿,成为近十年来国产院线评分最高的剧情片。一部“不说话”的电影,为什么会引发最广泛的共振?
它之所以打动无数观众,不仅因为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守候,更因为让人看到:无论相隔多远,中华儿女对于家庭、故土和情义的珍视,从未因时间和空间而中断。影片重新唤起了一种中国人极为熟悉、却又在快节奏生活中渐渐淡忘的表达方式:不急于言说,而是寓情于物;不反复解释,而是行而不言。要理解这种表达方式,可以回望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赋比兴,它不仅是一种修辞技法,更是一种关于情感如何生成与传递的表达逻辑。
橄榄与木棉——寓情于物的“兴”
影片中最动人的,不是人物的对白,而是两种反复出现的事物:橄榄和木棉。橄榄入口酸涩,咀嚼后回甘。木棉灼灼盛开,而后坠落,风干保存。两种物性,对应着影片中两个女人的生命轨迹。
叶淑柔几十年守望潮汕老厝,打橄榄,洗橄榄,做橄榄菜。“先苦后甜”四个字,是她从橄榄里提炼出的味觉经验,也是她对人生最朴素的理解。谢南枝则在南洋,将木棉花一瓣一瓣铺开晒干,把那些短暂盛放过的时刻,保存成可以长久珍藏的记忆。
在中国传统诗学中,朱熹说:“兴者,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。”胡寅进一步指出:“触物以起情,谓之兴,物动情者也。”所谓“兴”,并不是用事物去解释情感,而是由具体的事物自然唤起情感。因此,橄榄并不是人生的抽象象征,而是人生滋味本身。阿嬷没有长篇讲述自己的苦难,只是把一生的味道浓缩进一颗橄榄:入口酸涩,回味甘甜。谢南枝亦然。从未诉说自己的守候,那些被细心封存的木棉花瓣,已经承载了全部情义。
当阿嬷把橄榄塞进南枝手里,两个人跨越数十年的情感在具体的事物中完成了交汇。不需要更多语言,所有未说出口的理解与感激,都已经被感知。
侨批——直陈其事的“赋”
连接两个女人的,是侨批。
侨批又称银信,是侨居海外的华人寄回国内的家书与汇款凭证。“银信合一”,既寄钱,也寄情。2013年,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记忆名录》,成为海外华人与祖国血脉相连的重要历史见证。
从潮汕到东南亚,从一封家书到一笔汇款,侨批记录的不只是个体家庭的悲欢,也见证着一代代华侨虽身在异乡,却始终心系亲人、回馈桑梓、牵挂故土的深厚情感。这种跨越山海而延续不绝的责任与思念,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影片中多次出现侨批诵读:“暹罗虽远,心有所寄,身若比邻。”“江海万里,心中念你,便不觉遥远。”朱熹释“赋”为“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”。侨批正是如此。它不借象征,不作隐喻,而是用最朴素的文字,将生活境况、家庭责任和思念之情一一写下。
影片最动人的地方在于:这些写在纸上的文字,最终指向的却是文字之外未被说出的部分。郑木生去世后,谢南枝继续以他的名义写信寄钱。原本双向的通信,变成了长达十八年的单向守护。叶淑柔珍藏半生的那些信,从未真正出自她朝思暮想的人之手。通信的本质是对话,侨批在此却是永无回音的独白。
国际移民书信是一个世界性现象,而中国侨批的独特价值正体现在这种情感方式上:关心家庭、家乡和国家,报喜不报忧,将情感深埋心底。这种“不言之言”的默契,才是侨批成为世界记忆遗产的重要根基。
电影让侨批从学术档案进入大众视野,从“被保存”变成“被感知”。那些薄如蝉翼的信纸,终于在一部电影里获得了可触摸的温度。
行而不言:
中华文化中的情义伦理
“做人有情有义。”这是阿嬷的一句话。影片并没有对这句话进行任何理论阐释,也没有将它包装成高调的道德宣言。它只是通过人物的行动,一点一点地被呈现出来。
叶淑柔几十年守望未改,谢南枝替人守信十八年,郑木生客死异乡仍惦念故土。每个人都很少谈论自己的情感,却用漫长的岁月完成了承诺。这正是中国文化中一种重要的伦理表达方式:不重言辞,而重践行。这种“行而不言”,正是“兴”与“赋”在伦理层面的延伸——情既已附于物、见于事,便无需再用言辞反复证明。
近代以来,千千万万华侨远赴海外,在艰苦创业的同时,持续将所得寄回家乡,赡养亲人,修桥铺路,兴学助教。许多人终其一生并不张扬,却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维系着家庭责任,也回馈着家乡建设。这种不张扬却持久坚定的守信重义,体现了中华文化所珍视的道德品格,也构成了海内外中华儿女普遍共享的精神价值。“做人有情有义”说出来只需一瞬,真正做到,却往往需要一生。
跨越山海的情感联结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最可贵之处,在于它没有用宏大的口号表达家国情怀,而是通过橄榄、木棉和侨批这些细微而具体的事物,让观众感受到一种跨越海内外的情感联结。影片中的三位主人公,一人远赴南洋,一人留守异乡,一人守望故土。他们没有在戏剧性的高潮中完成团聚,而是通过家书、汇款、食物和乡音彼此相连。
时至今日,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,不仅有血缘和乡缘,还有更多共同的文化记忆和价值认同。一种熟悉的味道,一句久违的乡音,一封泛黄的家书,往往比任何宏大的叙述更能唤起归属感。这种润物无声的方式,正是“寓情于物”的智慧在文化认同中的延续——情感联结不必依赖高声宣告,同样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经验,被一代又一代人默默传递。影片中最令人动容的相认场面,不是撕心裂肺的告白,而是一句平静的询问:“咸猪肉收到了吗?”一句家常话,胜过千言万语。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之所以打动今天的观众,不仅因为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守候与信义的故事,更因为它重新激活了中国人独特的表达传统——寓情于物,行而不言。
在信息奔涌、表达过剩的时代,赋比兴并不是停留在古典诗歌中的修辞遗产,而是一种深植于中国人情感结构中的表达方式:把难以言尽的情意寄托于具体之物,把郑重的承诺落实为沉默的行动。时代不断变化,但这种在物中存情、在行中践言的文化方式,始终构成着中国人亲情、信义、故土与家国的精神根脉。
(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副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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